來源：《中國經濟周刊》記者 石青川
31年后，中國足壇“不謙虛、不團結、不嚴格、不刻苦”的現象仿佛愈演愈烈。
劉奕、陳永亮、陳戌源、黃松、王小平、董錚、于洪臣、杜兆才……一位位足球領域的高層官員先后落馬，其中不乏曾經的“改革先驅”。
這一輪反腐風暴，掀開了體育圈不為人知的內幕。“靠體吃體”、教練與球員的利益交換、權力濫用、法治缺失……令人觸目驚心。同時，一度風光無限的“金元足球”后遺癥還在持續。外界不禁疑問，曾經動輒花費數億元引援的球隊，怎么一步步走到了黯然退場的地步？既然不是一門“賺錢生意”，投資人又為了什么豪擲千金？
中國足壇需要反腐風暴來厘清管理無序，更需要一場全方位的制度變革。
自1992年“紅山口會議”至今，已31年。
彼時在北京西郊紅山口，時任國家體委主任伍紹祖義正詞嚴地跟來自全國各地各行業體協和足球重點地區的98名代表強調，中國足球存在“四不”現象——“不謙虛、不團結、不嚴格、不刻苦”。
這98人中，不乏部分城市主管體育工作的副市長或秘書長。當時會議結束后，
線上體育投注
國家體委即決定，把足球作為體育改革的突破口，確立了中國足球要走職業化道路的改革方向，即明確提出足協實體化以及建立職業俱樂部和實行俱樂部賽制。中國足球也在那一刻開始走入改革大潮，以期解決中國足球“不謙虛、不團結、不嚴格、不刻苦”的現象。
時過境遷，在經歷了職業化、“反賭反黑”、“金元足球”等風浪后，面對球迷們“中國十幾億人口，為何找不出十幾個會踢球的”尖銳質疑，中國足球再次站到了改革臨界點上，所需的改革力度甚或不亞于30多年前。
足球作為全球體育產業中產業化最全、職業化最成熟的領域，一直是體育產業發展改革的“試驗田”。中國足球掀起的這一輪“反腐風暴”勢必會帶動足球產業改革，甚至將給整個體育產業帶來變革與重構。
足壇反腐風暴新輪回
4月28日，湖北省紀委監委網站再次更新兩條查處信息，中超聯賽有限責任公司原董事長馬成全、中國足球協會原副主席李毓毅涉嫌嚴重違紀違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紀委國家監委駐國家體育總局紀檢監察組和湖北省監委審查調查。
“誰也不知道下一個會帶走誰”
自去年11月中國國家男子足球隊前主教練李鐵被查之后，中央紀委國家監委駐國家體育總局紀檢監察組和湖北省監委，已聯合通報查處了中國足協執委、原秘書長劉奕，中國足協常務副秘書長兼國管部部長陳永亮，中國足協主席、黨委副書記陳戌源，中國足協競賽部部長黃松，中國足協紀律委員會主任王小平，中超公司原總經理董錚，中國田徑協會主席于洪臣（曾任中國足協副主席、中超公司董事長）等。加上中紀委網站4月1日通報的國家體育總局黨組成員、副局長杜兆才，足球領域被查的高層官員已達10人之多。查處官員數量與十幾年前震驚國內的足協“反賭”風暴近乎持平。
公開資料顯示，這一輪新的反腐風暴，被調查者均來自中國足協核心部門國管部、競賽部、中超公司、紀律委員會。其中，國管部負責管理國家隊事宜；競賽部負責各級職業聯賽運行，包括注冊、準入等；紀律委員會有權對球員、球隊、俱樂部官員等進行處罰；中超公司則擁有中超聯賽的商務資源經營權。
如此大范圍的查處讓不少人始料未及，不少中超俱樂部與地方足協不愿意對此發表任何看法。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中超某俱樂部工作人員對《中國經濟周刊》記者表示，誰也不知道下一個會帶走誰，能不發聲，盡量不發聲。
一位與足協有接觸的人士對《中國經濟周刊》記者透露，其之前在微信上一直與王小平有聯絡，無論是平時交流還是從朋友圈動態來看，都很難想到他會被帶走。他怎么也沒想到，前兩年還在關注中國足球在規則上怎么與國際接軌的“先驅”，最后淪為了破壞足球產業的“罪人”之一。
“體育圈整個機制出了問題，亂象叢生，很難獨善其身。”在體育相關管理部門任職的杜空忿忿地對記者說。
國家體育總局黨組成員、中央紀委國家監委駐體育總局紀檢監察組組長習驊曾明確將這一輪查處的腐敗案件定性為“行業性系統性腐敗”。
國家體育總局局長、黨組書記高志丹強調，嚴查腐敗問題，堅決整治“靠體吃體”，深入開展全國足球領域教育整頓。
雜草叢生的洋河體育場一角，這里曾是重慶力帆隊的訓練場地。
觸目驚心的“靠體吃體”
時間拉回到這輪足壇反腐的起點，2022年8月30日，曾任足協副主席的教育部體育衛生與藝術教育司司長王登峰接受審查調查。2023年3月底，經過半年多的調查，王登峰被“雙開”。
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通報，王登峰將貫徹落實黨中央重大決策部署的工作職責異化為私人牟利工具，對黨不忠誠不老實，表里不一，搞兩面派，做兩面人，銷毀證據，對抗組織審查。
公開資料顯示，2009年，為增強學生體質，擴大全國青少年足球人口，全國青少年校園足球活動啟動。國家體育總局每年從體彩公益金中撥出4000萬元專項資金（2013年起提升至5600萬元），用于推廣青少年足球和校園足球。
而負責這筆專項資金的正是王登峰任職的教育部體育衛生與藝術教育司。
2015年開始，王登峰出任全國青少年校園足球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其順勢搭建起從校內聯賽到縣區、市級、省級、國家級的五級競賽體系。不少圈內人士猜測，王登峰被查或與通過組織比賽斂財有關。
這只是“靠體吃體”的一個個例，更大的黑洞則在于經紀公司。
同樣是青少年足球領域，2017賽季，中國足協曾提出U23球員政策，要求每場比賽每隊場上的U23球員不得少于1人，2018賽季則調整為U23球員出場人次不得少于外籍球員出場人次，2022賽季則恢復為“只要1名U23球員在場”。
中國體育法學會理事呂偉在接受《中國經濟周刊》專訪時直斥，U23政策值得商榷，不知道這個政策是否經過驗證。當時這個政策幾乎是橫空出世，導致各俱樂部突然大量缺乏U23球員，球員市場供需關系陡然失衡，U23球員身價瞬間爆發。這時候如果哪家經紀公司手中有大量U23球員，那幾乎就是坐著接鈔票。
巧合的是，當時真的有一家足球經紀公司手中握有大量U23球員。
除了在U23政策上賺得盆滿缽滿，該經紀公司還通過2011年足協發起的“青少年留洋葡萄牙”項目，運作了大量“留洋”葡萄牙的小球員。通過這些小球員“出口轉內銷”，又狠狠賺了一筆。公開資料顯示，曾在該公司旗下的多位球員均在此期間被輸送到葡萄牙鍛煉。
主教練與球員間的利益交換
除了通過政策制定者獲取利益，經紀公司還成為不少俱樂部管理人員的“白手套”。
2010年，隨著足球“反賭風暴”進入尾聲，當時的廣藥隊因假球慘遭降級，還在玩排球的許家印豪擲一億借此殺入足球，中國足球進入“金元時代”，所有職業球員的薪水在接下來的幾年內暴漲，巨額薪資開始吸引貪婪的目光。
肖鄂所經營的企業包含球員經紀業務，讓他印象最深刻的便是，足球俱樂部的副總經理能在談判桌上有意無意提回扣。
肖鄂對《中國經濟周刊》說，當時他們公司通過技術手段，發現自己旗下一個外援非常適合某家俱樂部，于是當即與該俱樂部接觸希望能促成該外援引援，但談判桌上負責這次引援的俱樂部副總經理有意無意提到引援費用的返傭等。當時肖鄂并不明白其中含義，這也導致這筆引援不了了之，“不過目前這家俱樂部也因為經營問題已經解散了。”
這件事也打開了肖鄂對中國職業足球的新認知：“一家公司中，采購部經理拿回扣是有法律去約束的。但是在足球行業里面，引進球員吃回扣現象十分普遍，甚至被默認。”
經過這么多年的行業接觸，肖鄂發現，中國職業足球領域，各級別球員能力差距并不大。決定一個職業球員在哪一個級別踢球的原因十分復雜，而其中一個關鍵因素便是教練的信任，這就導致了每一個主教練身邊都有一幫所謂的“嫡系”球員，這些人會跟著主教練進入同一家俱樂部。
教練在職業足球俱樂部的引援中“話語權”極大。據了解，足球俱樂部的引援通常是根據一線隊教練組針對球隊現有陣容提出引援建議，結合陣容特點以及陣容厚度情況，參考球員的各項數據及履歷，進行針對性引援。
教練有了權力，球員有了需求。
“這個時候，經紀公司的作用就出來了。”肖鄂說，主教練幫球員找到了工作，球員會拿出一部分薪水回饋主教練，而經紀公司的盈利模式是“抽傭”，即經紀公司通過幫運動員找到賺錢的工作，運動員給經紀公司介紹費，為了便于管理，運動員的薪資、代言費等會進入經紀公司，其后由經紀公司“抽傭”后，將剩余的費用發給旗下運動員。
可以看出，主教練與運動員經紀公司扮演的角色有一定重合，這也成為主教練成立經紀公司的動機。
“不少主教練會拿自己家人朋友的身份注冊經紀公司，通過職位之便，將‘嫡系部隊’拉入俱樂部，幫他們賺薪水。抽傭的行為也掩蓋住了背后可能存在的利益交換。”曾與李鐵有過一面之緣的肖鄂說，李鐵也有深度合作的經紀公司。
2021年，有足球媒體報道稱，李鐵與一家經紀公司保持密切關系，這在業內是公開的秘密。即便當時李鐵已經與武漢俱樂部無關，但武漢隊幾乎所有的球員簽約轉會還都是經這家公司之手。
“盡管不一定每個教練都通過這種方式斂財，但這種現象已經成為足球俱樂部之間擺在臺面上的秘密。”肖鄂說。
除了李鐵，這輪反腐被查的劉奕也曾是足球經紀人，擔任中國足協秘書長之前，其為上海巍美文化發展有限公司高級副總裁。該公司的主要業務是體育經紀，曾簽下過李娜、谷愛凌、張偉麗、蘇翊鳴等多位知名運動員。圈內人士多猜測，劉奕的問題可能出現在經紀公司領域。
經紀公司因此興盛，也在無形中推高了中國足球俱樂部的球員支出，讓足球俱樂部徹底成為“賠錢生意”。
賠錢的足球生意
1997年，前衛寰島從武漢遷入重慶，重慶擁有了首支征戰甲A的職業足球隊，時任主教練施拉普納端坐在“萬寶路足球聯賽97新聞發布會”海報前，邊喝水邊耐心地等待著媒體熱情提問。當時施拉普納剛接任主教練，其略顯茫然的眼神被定格在照片中。
而這張照片與眼神焦灼的李章洙、高朋滿座的大田灣體育場、前衛寰島所有隊員的照片一起在地面上被不停踩踏。這是2022年5月24日，剛剛宣布解散的重慶兩江競技足球俱樂部（前身是重慶力帆隊）一片狼藉的場景。
“靠足球養活自己太難了”
重慶兩江競技解散當天，工作人員慌亂地收拾著物品搬離俱樂部。記錄著重慶隊從前衛寰島時期到兩江競技時期泛黃的照片與過期的報紙雜志狼狽地散落在垃圾堆旁。
這樣的場景用“滿地雞毛”形容并不為過，而這就是一家中國頂級足球賽事俱樂部在“金元足球”后，不堪重負解散時的真實情景。
曾經在此工作過的呂偉不知該做何反應，他默默地找來兩個蛇皮口袋，在垃圾堆旁將這些照片收拾打包，這可能是重慶隊留下的最后紀念品了。
包含球員、教練員薪水在內，重慶隊因為債務負擔過重，投資難以為繼，才不得已解散。
“靠足球養活自己太難了。”呂偉不禁感慨。
提到重慶隊的解散，呂偉就感慨萬千，在他看來，把一家足球俱樂部做到收支平衡，在現今環境下，基本不可能。
成都蓉城俱樂部相關負責人告訴《中國經濟周刊》記者，職業足球俱樂部最主要的支出不外乎球員轉會費用、球員工資、訓練比賽等相關費用。高額的球員支出很容易導致足球俱樂部入不敷出。
除了“金元足球”時代，足球俱樂部在球員方面支出太高外，收入太低同樣是造成俱樂部難以盈利的一大問題。
呂偉自己翻譯的國際足球相關規定
呂偉曾做過分析，他發現，中國職業足球俱樂部僅有幾個固定收入來源，包括門票收入、球員轉會、場地租賃、衍生品銷售、足球培訓、冠名贊助、參賽費分紅、政府獎勵與稅收返還。這其中，由于足球俱樂部忽視青訓，球員轉會基本很難成為盈利手段；門票收入也不高。
一位曾在重慶力帆隊（重慶兩江競技的前身）工作過的人員透露，以當年重慶力帆隊為例，門票收入一個賽季僅有1000多萬元，對于俱樂部動輒上億的球員支出，可謂杯水車薪。“盡管比賽場均3萬觀眾，但其中不乏給品牌方、政府部門、足協、傳媒界等的贈票，且球賽中安保等費用也是一筆不小開支，所以門票并不是俱樂部收入的主要來源。”
而衍生品銷售也似乎并不適合國內市場。一位重慶球迷告訴《中國經濟周刊》記者，盡管重慶隊主場比賽他幾乎都去現場搖旗吶喊，但重慶隊的周邊產品他也只買過一件球衣與兩個頭巾，有一個還不是正版。
呂偉透露，當時重慶力帆主場周圍有正版周邊商店，但購買者微乎其微，“買盜版的比買正版的多，一件正版球衣168元，但是盜版的只要20塊。還有寫有‘雄起’的頭巾，正版價格98元，盜版的頭巾只要10元一條。都是比賽期間，家庭作坊式通過地攤販售，也沒有維權的辦法。”
最終，在球場周圍的授權合作店也開始經營困難。
“到目前為止，中國足球俱樂部的主要收入來源，依然集中在冠名贊助、政府補貼與投資三部分，其中主要來源于資方投資。”呂偉說。
賠錢為何還有人投資？
2018年，時任足協副主席的李毓毅提出中國職業足球俱樂部需要準入門檻。為了得到合理的職業足球俱樂部財務標準，足協找來普華永道，開始對國內職業足球俱樂部做一次徹底的財務調研。
普華永道一共調研了48支球隊，
真人輪盤
最終發現，當時僅有上海上港一家俱樂部有盈利。但遺憾的是，上海上港之所以賺錢，是由于其將場地、物業等產業也放在了俱樂部經營范圍中。當時金元足球興盛，大量的投入使俱樂部幾乎不可能靠足球養活自己。
2018、2019、2020年普華永道連續3年的調研報告，也最終使得時任足協主席陳戌源得出了一個結論，中國只能搞“公益足球”。當時的足球行業也因此認為，如果不對產業進行輸血，這個產業就沒辦法運行。
如果靠輸血培養足球，是否就可以將產業引導進入良性競爭，從而將中國足球發展起來？
時間回到1992年，北京西郊紅山口全國足球會議后，大連迅速建立“足球特區”。1994年王健林看到了改革的春風，收購大連實德隊后拿下首屆甲A聯賽冠軍。之后5年內，王健林不斷加大在足球領域的投資，但最終因與遼足比賽中的爭議判罰，萬達集團以抗議的姿態退出足壇。
時間來到1997年，武漢前衛寰島俱樂部搬至重慶。被戲稱為“錢喂寰島”的重慶隊通過買買買，引入當年足壇高峰、姜峰、韓金銘、姜濱等名將，并接連高薪聘請施拉普納、李章洙等執教過國家隊的名將。2000年，力帆集團5580萬元接手俱樂部，并在當年拿下足協杯冠軍。投入與成績都不錯，但其依然于2022年因大量欠薪被迫解散。
還有2010年廣州恒大的許家印，在入主廣藥集團隊后，迅速崛起，開啟了中國足球的“金元時代”。盡管廣州恒大隊八奪中超冠軍，并兩奪亞冠冠軍，但依然因其地產主業的高額負債而黯然退場。
2014年10月20日，國務院發布《關于加快發展體育產業促進體育消費的若干意見》，該意見同樣帶來了大量社會資本投入，但大量投入卻沒有帶來產業的良性發展，據統計，2020年至今，中國三級職業聯賽中，
QT電子仙境傳說
退出的俱樂部達35家之多，僅2023年前4個月便已有8支職業足球隊宣布解散退出。
從這幾次資本的踴躍投入到鎩羽而歸，不難看出，輸血模式敗得一塌糊涂。
呂偉說，對中國足球俱樂部的投資多少有點投機的意味，不少企業投資足球俱樂部是為了獲取房地產用地，或者獲取母公司的產業政策優惠，經營足球俱樂部變成了一種主業的經營手段。
曾經場均3萬人的重慶力帆隊主場，現如今觀眾入口處污水四溢，場內雜草叢生。
體育產業的權力濫用現象
足球俱樂部的虧損與系統性腐敗是個縮影。
“體育有些機制已經落后了，例如基層體校把控著運動員注冊參加比賽的權力，也就是說，無論這個運動員有多優秀，如果體校不給注冊，這個運動員就無法參加比賽，沒有比賽成績，想進入專業隊就很難了。所以職業運動員對體校基本言聽計從。只要能把控注冊權這個工具，體校領導在職業運動員群體里幾乎能為所欲為。”在體育管理部門工作的杜空告訴《中國經濟周刊》記者，“我想管，但有心無力”。
肖鄂也提到，地方足協同樣把握著年輕球員的注冊權，這中間存在同樣的隱患。
杜空透露，他在體育領域工作多年，見過的撈錢手段非常“豐富”。
他曾見識過一個分管游泳的體校副校長，通過舉辦游泳賽事斂財。“可謂從頭吃到尾。舉辦游泳賽事，最開始可以收取一筆參賽報名費，有贊助商還能收冠名費，對參賽選手進行專業培訓還可以收培訓費，最后比賽如果有獎金還有辦法把獎金揣進自己腰包。而辦這一場比賽的成本幾乎為0，比賽場館用體校的，組織培訓用手下體校的教練。”
對于這些問題，杜空覺得觸目驚心。“滋生的腐敗對于青少年運動員的傷害太大，對行業產生了消極影響。比如，在參賽機制方面，我們為何不能以開放測試點的方式，讓運動員在測試點測試成績并自主注冊參賽？”
常舉辦與體育相關賽事的山東樂體網絡CEO譚旭告訴《中國經濟周刊》記者，體育產業很多行業都不賺錢。“現在體育產業里賺錢的板塊主要是做設備器材跟運動裝備的體育制造業，而國外較為發達的體育服務業，國內能開拓的領域很窄，只有健身房與一些培訓機構是民營企業愿意嘗試的。一些體育賽事機構、體育傳媒機構、體育金融行業、體育方面的大數據產業等都還沒有什么消費市場，不是民營企業能玩的。”
但譚旭看來，體育產業蘊藏著巨大的潛力。據美國商業咨詢公司凱爾尼公司統計，早在1999年，美國體育產業總值就占其GDP的2.4%，位居十大支柱產業第6。而國內體育產業還屬于短板，2020年中國體育產業占GDP總量僅1.06%。
體育產業能賺哪些錢？
以從業者角度看，肖鄂認為，聯賽的建制需要重點運營，“只有聯賽有足夠的觀眾基礎，足球行業才會有自我造血功能，才會產生良性的市場競爭淘汰機制。如果一個足球俱樂部能打造成城市名片，其能帶動的球迷消費將足夠幫助其完成收支平衡”。
譚旭認為，體育產業具備很強的帶動性，例如馬拉松比賽，它不僅能給舉辦城市帶來文旅消費的拉動，更能為一個地區帶來一張城市名片。“不一定非著眼于一個項目本身，而要看到它對全局的影響。”
普華永道之前摸底調查上海上港的盈利情況，也給了其他俱樂部一些發展思路。成都蓉城俱樂部相關負責人就向《中國經濟周刊》記者表示，足球運動為全球第一大運動，社會影響力非常大，足球比賽特別是高級別的職業聯賽，會在交通、餐飲、住宿等多方面對整個區域經濟起到提升刺激作用。成都蓉城俱樂部正在著力布局“足球+”體育新經濟模式，多元化跨產業發展，目的是建立俱樂部自我造血功能。
該負責人表示，他們還在全力推動以“成都體育大腦”為核心的數字體育產業。在產業方面，俱樂部在積極探索“足球+文化”“足球+地產”“足球+旅游”“足球+醫療”“足球+教育”等新體系。
比如與醫療的結合，前段時間，成都蓉城派人前往卡塔爾調研，認真了解當地康復醫療機構與全世界很多知名俱樂部的合作模式。上述負責人說：“回成都后，我們也一直在溝通，希望能引入知名醫療品牌到成都。未來這里不僅是足球選手運動康復的治療地，其他項目隊伍包括全國乃至東亞地區的體育運動員，都可以把成都作為運動康復的選擇之一。”
足球法治化之路
產業的合理布局還遠遠不夠，除了治標也要治本。無論是系統性腐敗，還是體育產業發展滯后，問題的根源在哪兒？
足壇還需破除“無法可依”
多個采訪對象向記者表示，規則的確定性是營商環境的保障，法制基礎是目前體育產業市場迫切需要的。
在肖鄂看來，足球行業似乎很多領域長期與法律脫鉤，類似國家隊原主教練李鐵、原天津權健隊總經理丁勇這些人的職務侵占行為，竟長期存在于行業中而得不到管控。
呂偉分析稱，足球行業機制確實需要調整，現如今各足球俱樂部營收能力不足，嚴重依賴投資人輸血，俱樂部頻繁退賽任意燒錢。足協下發了多份文件規制足球產業，但足球產業結構和經營模式受前期發展影響的慣性較大，各俱樂部普遍消極應付與拖延，甚至采取退賽倒逼足協妥協執法，而足協出臺政策也朝令夕改，很多制度規范難以落地。
足協的管理機制同樣被行業內人詬病。
呂偉結合自己曾在重慶力帆隊工作的經歷透露，其在俱樂部工作期間，發現足協不少文件存在錯別字以及新文件條款與舊條款有沖突的情況。
而造成這一現象原因，在呂偉看來，同樣是行業與法律之間的脫鉤。2018年，時任足協黨委書記的杜兆才對足協部門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在他的治下，足協設置了多達30個部門，其中包羅萬象，但唯獨沒有法務部。
呂偉透露，不僅如此，足球機構沒有法務部是普遍現象，不少職業足球俱樂部也都沒有設法務部，俱樂部遇到需要仲裁等問題，均由投資方集團公司派法務人員來兼職解決。
“法務人員在俱樂部也不怎么受待見。曾有法律界朋友在河北華夏幸福隊任職，但不久，他就辭職了。他告訴我，太亂了。”一位法律界人士說，當時的華夏幸福某位主教練與另一位管理人員“只手遮天”，俱樂部的無序狀態確實很難留住法務人員。
此外，足協自身也沒有完備的管理規則，“歐美有很多成熟的東西。”早年在國外上學的肖鄂很不理解，為何像球員薪資體系規則這樣國外早已成熟的東西，國內卻鮮少引入。
呂偉也表示，中國足協長年沒與國際接軌也是常態。
“國際足聯有完整的制度規則，中國足協卻沒有對相關制度規則進行過借鑒與研究，甚至不少國際足聯的規則沒有人翻譯成中文版本。”已經翻譯了《國際足聯制度規則》《國際足聯指令性規范》《國際足聯常見型答復》《國際足聯第三方影響和第三方所有權規定》等4份文件的呂偉覺得很無奈，沒有現成的就只能自己動手。
呂偉通過翻譯這些規則發現，國際足聯在很多領域已經生成了一套規范有序的內部治理結構，國內足球管理部門完全可以借鑒其中一些成熟的規則來幫助管理，“但，并沒有”。
這也導致了涉外引援仲裁案件中，國內足球俱樂部非常被動，往往不得不背負高額賠償，無形中又增加了俱樂部運營成本。
不難看出，中國足球水平的提高，除了要提高足球競技水平，更重要的是提高足球制度建設水平。足球產業發達的國家，其產業發展史幾乎就是一部足球法制史，足球項目是世界體育運動中最發達的產業之一，有著成熟的產業鏈和從業人員。通過市場化運作來促進足球產業發展，法制化成為其必要條件之一。
足球是否該這么規制？
該如何依法治理中國職業足球？呂偉認為，這需要多管齊下。
首先，機制要完善。呂偉認為，應完善俱樂部的監管機制，建立俱樂部自治、政府監管的稅務、勞動、體育、公安、社會監督相結合的多元化綜合監管體系，嚴格執行俱樂部準入退出機制和重大事項報告制度。此外，還應完善俱樂部法人治理結構，推行職業經理人制度，實現規范的公司治理，
必贏娛樂城
嚴格執行財務監管和企業合規審查制度。
同時，在俱樂部的股權結構上也應做出優化。根據國際上足球俱樂部的股權結構，呂偉建議，可構建國有企業、民營企業、社會組織、個人等多種投資主體多元參與的模式；推行俱樂部會員制、基金投資等多種形式的股權多樣化模式；推行俱樂部個人會員和團體會員制度。
不少業內人士也贊同“足球未來在青訓”的觀點，青訓體系的建設也不可缺少。
呂偉表示，應該鼓勵俱樂部與本地青訓中心、校園足球、社會足球青訓機構開展合作，建立本地青訓體系與職業俱樂部梯隊培養銜接模式。
針對足球行業有行業門檻，入行人員需要一定知識基礎，呂偉認為，可以嘗試建立足球培訓學院，針對俱樂部管理人員、裁判員、教練員、地方協會、媒體記者、足球代理人、地方管理人、體能康復、技術分析進行定期培訓和繼續教育，統一培訓標準和專業化建設。
足協管理法制化是重中之重，在行業協會層面是否該增設部門？
呂偉認為，在足協內部與外部，都應增加腐敗監督機制。
呂偉給出了自己的建議：“在外部，要構建專職防護機構，成立行為規范委員會、反腐部和審計委員會。行為規范委員會應獨立于中國足協執行委員會與管理機構，其主要任務是負責制定足球防控規范，監督和調查腐敗活動。反腐部負責預防工作事務，
捕魚遊戲
主要涉及足球反腐教育、球員人身安全防護、反腐工作安排。審計委員會專門就足球管理人員進行財務審計、資產賬戶審計，防止管理型腐敗和濫用職權。”
在內部方面，他建議，在中國足協紀律委員會紀律準則中，制定足球反腐規范。從反腐定義到報告責任、處罰程序、調查、聽證程序等內容，都作出詳細規定。實施組織教育，為地方協會球員、教員、俱樂部等提供足球反腐教育培訓項目，
CG老虎機
并定期出版足球反腐公正報告。制定球員、運動員、教員等參賽主體行為制度規范，明確參賽人員強制報告義務。實施監督和預警，設立足球預警機構負責監測與賭博相關的比賽犯罪，可選擇與歐洲博彩協會或相關調查公司簽訂合作備忘協議，監測非法賭博類型和識別可疑比賽。
實施足協信息公開透明制度，也有很高的呼聲。例如足協財務公開、政務公開、接收禮品情況公開等，這些都對足協工作人員進行了行為約束與規制。
呂偉還建議，加強與國際組織合作，對于足球腐敗犯罪行為，足協應與外部國家司法機關、國際刑警組織等保持合作，共同打擊足球腐敗犯罪行為。
在國家立法層面，呂偉則認為，能管住足球產業相關違規行為的條款還有不足，如果有必要，甚至可以考慮在刑法中增設操縱比賽罪。他說，我國刑法在這一領域存在立法空白，無法有效遏制這一犯罪行為，應推動足球產業立法，針對足球產業經營專門立法，有效保障足球產業的有效投資和運營。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肖鄂、杜空為化名）
責編 | 楊琳
版式 | 孫珍蘭
微信值班：姚坤，